在日本首都东京的中心地带，有一座沉睡的高规格大剧院——位于皇居护城河边的国立剧场（大剧场、小剧场、演艺场）关闭已有一年半时间。因场馆老化需要翻建，原本已经制定官民合作的翻建计划，但时至今日，依然没有落实下去的眉目。
国立剧场的成立与使命
国立剧场（东京千代田区）设于1966年，目的是“公开展示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曲艺、培养传承者、开展调查研究，实现对传统曲艺的保存与振兴”。
早在明治初期，日本就已经多次提出建设国立剧场。明治时期是作为欧化政策的一部分，战后是作为“文化国家”的象征，反映了各个时期国家层面的期待。
1954年修订《文化遗产保护法》，创设针对传统曲艺和工艺技术的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指定制度后，设立国立的“有力推进曲艺相关综合策略的核心机构”一事终于有了路径方向。
在国立剧场，专业的传统曲艺表演家可以潜心钻研作品，呈现精心打磨的表演艺术，让观众大饱眼福。同时，剧场设施还会租借出去供民间演出之用，也是一个多年来不断孕育影响广泛的才艺文化，面向普通民众的开放舞台。
培养传统曲艺继承者也是国立剧场肩负的使命。目前，平时给人以强烈世袭印象的歌舞伎演员中的三成，还有歌舞伎义太夫“竹本”(*1)中的近九成人员都在国立剧场参加过研修。2019年，参加研修的竹本中还诞生了推行研修制度以来的首位“人间国宝”(*2)。让经典接受现代观众的考验，孕育肩负未来的演出苗子——多年来一直低调地支持这种短期难以实现收益，交给民间又会造成过大负担的活动，这一点便是国立剧场存在的意义。
尽管如此，除了表演家外，多年来一直喜爱国立剧场演出的观众也逐渐步入高龄，而年轻一代又会先行产生“门槛太高”的印象。继承、深化从第一代起历经半个世纪塑造起来的角色身份，成为一个平易近人的欢乐舞台，作为国际文化观光据点大放光彩——这是政府勾勒的新一代国立剧场的发展蓝图。然而，2022和2023年实施的翻建项目招投标两度流标，起初设想新国立剧场2029年秋季重新开门迎客的方案看不到任何头绪，结果，国立剧场最终在2023年10月关闭。
旋转舞台等特殊舞台机关
国立剧场翻建项目，被定位为文部科学省、文化厅、国土交通省等相关部门合作实施的国家项目。在3月召开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石破首相在答辩环节表示，国立剧场是“我国文化艺术的招牌”“我丝毫不认为可以放任目前的状况”。
招标流标的主要原因是新冠疫情期间中断的工程项目重启浪潮引发的用工荒，以及日元贬值和俄乌冲突导致的建材费用飙升。这并非国立剧场特有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医院、学校、灾区工地等公共项目面临严重流标问题的报道。
不过，招标陷入困局的背后，存在更加复杂的综合性因素。首先是建筑难度。就日本的曲艺而言，戏剧和舞台处于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比如歌舞伎，不少作品都必须搭配花道(*3)、升降台、旋转舞台等特殊的舞台机关。
建成之初的国立剧场。（上）大剧场的舞台口宽度为22米。还专门为歌舞伎表演建造了花道（下）大剧场的舞台上有一个直径20米的旋转舞台，其中设有16个升降台。借助这些机关装置，无论多么复杂的戏剧都可以自如应对（摄于1966年10月，时事社）
国立剧场的旋转舞台直径达20米，为日本全国之最。舞台下方设有用于转动这个旋转舞台和操控升降台的装置。其深度相当于5层楼的高度，重约300吨。了解60年前建设情况的工匠已无人在世。翻建必须顾及贯穿剧场地下的首都高速公路，慎重推进调查研究工作，探索最合理的方案，。
同时，在作为地震大国的日本，公共建筑需要满足的安全标准也十分严格。狭窄的通道和观众席上方的顶棚等，都必须按照现行的抗震标准进行大幅调整。之所以决定是翻建而不是翻修，也是出于这样的背景原因。总而言之，在技术层面，建设方的负担也比较重，有能力承包这个项目的企业寥寥无几。
遏制财政支出的好处和对民间企业而言的风险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民间主动融资（PFI）的利弊。将公共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工作委托给民间，以注重效率的观点看待从建设之初到之后的维护管理费用和收益的PFI模式，具有可以遏制财政支出膨胀的好处。进入本世纪以来，日本采用PFI模式修建公共基础设施的情况越来越多。
在少子老龄化导致税收增长无望，且社会保障费用支出不断增长的日本这样一个国家，无论作为“我国文化艺术招牌”的国立剧场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如果被视为只对一部分人有好处，那么就难以给投入税金的行为赋予正当色彩。
因此，为了在既保存、展示传统曲艺这个核心要素，又尽量减轻国库负担的同时，使之得到更广泛人群的使用和喜爱，于是就选择了着眼于融合酒店、餐厅、咖啡店等民间收益设施的PFI模式。
不过，对于民间企业来说，风险也比较大。因为按照承包方案，要承担建成后20年内的设施维护管理工作，并向政府上交土地租金（最初估算值为每年9.65亿日元左右）等费用，一旦对收益状况预判失误，可能会出现亏损。
2月份的时候，为了便于民间企业参与项目，政府提出了提高收益设施用途自由度（最初要求必须开设酒店）、调整地租金额设定的方针。考虑物价上涨的因素进行调整之后，目前的预算规模大约为1020亿日元。尽管政府调整了项目方针和财政预算，但第三次招标的时间仍然没有确定。
艺术传承中断的危机
国立剧场并非完全关闭，剧场园区内仍可使用的研修设施，以及国立奥林匹克纪念青少年综合中心（东京涩谷）依然在开展培养传承人的活动。然而，在曲艺的世界，有道是“百练不如一战”。站在舞台上的机会减少，对磨练技艺的人来说是致命性的打击。
因此，国立剧场也在尽力保障替代演出场所。但“替代剧场的歌舞伎演出计划较2019年的天数减少了大约42%，文乐减少了大约5%”（日本艺能实演家团体协议会，2024年调查），艺术传承可能中断的严重危机令人担忧。
背景原因在于东京都内的剧场数量不足。有些因老化翻修而暂停开放，有些因经营状况不佳而关闭，即使不属于这些情况，就表演行业整体来看，场地争夺战也是日趋激烈。各个城镇设置的公共设施（音乐厅）均以居民的平等使用为前提，基本上不会顾及是否提供给那些以演艺为生的人使用。
表演家承受的负担
不同于欧洲的国家大剧院，国立剧场（目前）没有专属的演员、舞蹈家、艺术总监。在欧洲，由于剧场要雇佣人才，一旦因剧场自身原因导致演出机会减少，即薪酬下降的话，就可能发展为工会组织的罢工或行政诉讼。因此，即使是在剧场翻修期间，剧场或负责管理运营的组织也会积极筹划替代演出或全球巡演。
反观日本，表演家们要么是以自由身份应邀演出，要么是以作品发布平台的形式使用国立剧场。如果出现演出机会减少的情况，就必须自行申请补助或想办法筹措资金。
因此，表演家们不得不各自组建互助协会，策划演出活动，自主面向艺术文化振兴会等机构申请补助，在日本或全球各地举办巡演，自己创造演出机会。但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在剧场数量不足的情况下，整个表演行业都为保障演出场地而绷紧了神经。
围绕寻求的目标展开本质讨论
关于国立剧场的翻建问题，人们围绕财政资金投入、选址、方法展开了各种讨论。但最为重要的是，包含表演家在内的全体民众到底要向“国立剧场”寻求什么这样一个本质问题。
“国家大剧院”发源于欧洲，随着市民变成主人翁的现代国民国家的发展而登场。日本的“国立剧场”虽以欧洲的剧院为模板，但无论其历史、理念还是形态，都与欧洲的剧院大相径庭。在艺术的历史和土壤不同的文化圈之间，原封不动地“植入制度”，未必能产生好的结果。因为日本的曲艺界存在长期养成的习惯、便于开展活动的机制，比如以“座头”为中心组建“座”(*4)的习惯，以及存在各个流派的表演群体，等等。
正因为如此，必须明确日本的国立剧场到底追求什么，对于民众而言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场所。现在能不能说我们已经为此充分展开了本质性的讨论呢？如果不把这样一个预料之外的窗口期转化为思考下一个百年大计的良机，恐怕就太过可惜了。
同时，这也是重新审视文化政策全貌的一个契机。建设多个作为表演家们不断钻研，探寻创造，获取收入的场所的、具有专门针对性的公共剧场，在翻修时期临时灵活融通过渡——当下的日本恰恰缺少这样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剧场）。这个问题并不仅限于传统曲艺领域。有必要考虑那些将表演作为一个产业而非爱好，并以此为生的人们，以及相关专业群体的可持续工作方式，找到建筑与“内涵”之间的“最优解”。
标题图片：国立剧场（东京都千代田区，时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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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由竹本义太夫创制的传统艺术净琉璃的一种，在歌舞伎中，用来传达场景和人物情感——译注
(*2) ^ 国家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译注
(*3) ^ 自观众席后方左侧的休息室延伸至舞台的通道，与舞台同高，主要用于演员的登场和退场——译注
(*4) ^ 大众曲艺表演场所——译注